我面前的小说，一部是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笔下的《前夜》，一部是我国当代中年作家甘铁生笔下的《1966前夜》。将两部几乎是同名的小说放在一起比读，那异曲同工之妙会产生一种透视感，使小说的社会人生内涵及人物形象的典型特征更加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屠格涅夫小说的社会背景是俄国农奴制改革的“前夜”。平民知识分子英沙罗夫和女主人公叶琳娜以“新人”的姿态替代贵族活动家出现在作家的笔下，他们具备了“自觉的英雄性格”。同为“新人”的杨艳和吕红芳等，却是被动生长的“温室花朵”。她们承受的是“阶级斗争中心论”和“不断革命论”的灌输，缺乏或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俄国平民知识分子面对和反对的是“内部敌人”，即“以沙皇为首的农奴主和专制农奴制度”；杨艳和吕红芳等“一代新人”面对的“敌人”却是自己同学、自己的亲人，也包括他们自己。她们需要的是“解剖自己”、“脱胎换骨”和“揭穿他人”。叶琳娜则是一个有追求、有理想的少女。她蔑视社会舆论，断然挣脱家庭的羁绊；当她爱上英沙罗夫以后，她就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命运和他联系在一起。杨艳原本以“革命烈士”的后代而红得发紫，突然一天她却跌入“地富子女”的另类；她的命运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身不由己。想以批判自己和揭发别人“捐门坎”的曹慧子，更是像无根的浮萍，最终不得不以自杀结束生命。这些缺乏独立思考的“新人”，不可能有“自觉的英雄性格”；被动生长而注定苍白的“花朵”，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也就必然容易遭受致命的摧残，这不是她们的过错。她们的确是新社会长大的“一代新人”。但将这些“新人”与“旧时代”、“旧思想”扭在一起的却是愈演愈烈的极左思潮。“新人”经过脱胎换骨，就会异化为“政治怪物”。实际上，极左思潮根本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而是为封建专制服务的。它抹煞个性、扼杀思想，甚至残害生命，其目的就是为封建专制制造一批以“新人”为名的驯服工具。
甘铁生的《1966前夜》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空白——描述“文革”前夜的一个时空段，他笔下的人物属于“文革”前夜的典型人物并具有典型意义。人物命运的社会背景则是“风起于青苹之末”的具像的诠注。《1966前夜》中的“新人”是脆弱的、盲目的，他们将要面对的是给他们及全体中国人民带来空前浩劫的“文革”灾难。这“前夜”迎来的不是黎明，而是更加猛烈的风暴和更加黑暗的黑夜，是逆流和历史的倒退。不过这两部小说所描写的都是“前夜”，一个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1853年，一个发生在一百多年后的1965年。也许后边的一部《前夜》的意义也正是体现在这里。它描述了我们民族的苦难和悲哀——俄罗斯农奴制改革前夜的一百多年以后，我们原本是不应该发生这样的历史悲剧、这样的“前夜”的。
由于“前夜”相当于“序幕”或者“序曲”，所以更加剧烈和复杂的事件必然发生在“前夜”之后。既然作家的视点选择了“大事件”之前，那么小说中的人物在“大事件”后的命运也势必成为读者关心的事情；对此有所交代，不仅会满足读者心中的疑念，也是小说结束的艺术需要。在《前夜》尾声中，屠格涅夫告诉读者主人公的结局。《1966前夜》干脆写了《余音》一章，用以介绍“前夜”之后也就是经历了“文革”劫难之后的小说主要人物的命运归宿。杨艳下乡插队，“文革”后成为作家；吕红芳先为红卫兵“四·四”派领袖，后插队结婚，返城后离婚，再婚后忙于生计；范芸先当工人，后为工农兵学员，现为持美国绿卡的经理；卢家骅参加“联动”，后赴缅甸参加缅共游击队身亡；吕汝泉当上“走资派”而被关入牛棚，后到“五·七”干校，“四人帮”倒台后复出；张奋因写文章惹祸，被判死刑；曹慧子之母恢复日籍后携曹慧子骨灰回日本……
不直写“文革”而写“文革”的前夜，是一个独特的角度，也是具有历史感的当代小说的第一部。它浓缩了那一代人的心灵史和命运史，解读了丧失理智的恐怖和残酷为什么会发生在“人民当家做主”以后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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